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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一个人的书店
◆岑珉
1
石头寨农村电网改造那年，来我家更换电表的，是一老一小两个电工。
逼仄杂乱的卧室内，三个用没有刨平的木板钉起来的简易书架，横七竖八塞满了书籍。小电工看见好像很是惊羡：“哇噻！这么多书，你真有文化！肯定是文化人!”我人生中唯一优长的读书多一事，已经很多年没得到夸奖了。“是书店吧？卖书吧？这么多书，肯定是！”我还来不及谦虚一下，大脑就被老电工接过去的话头击晕。荒山野岭的，书卖给谁呀？看看老电工见多识广的样子，再想想小电工惊羡的样子，一下子不知道先回答谁？该怎样回答？
两个电工，拆除旧电表，安装新电表，离开。我才慢慢想起一个笑话，是小学一年级时老师讲过的。上衣小口袋别（插）一支笔的是中学生，别两支笔的是大学生，别三支笔的是修笔的。我三十多年节衣缩食省下的钱，都换成一大堆书后，没能成为自己所梦想的“大”学生，却在没有读书人的荒山上，被一个老电工命名为“书店”。我唯一能做的，埋头沉浸在文字描述的世界里，举头抚书长叹文明渐行渐远的文明世界。县城里真正的新华书店，门脸越来越小，书之外的东西卖得越来越多，书架越来越窄，卖的书越来越少。如果还在荒野开个书店，不是植物人，就是超人。
某个偶然的接待宴席上，听一位环保专家说，橡胶林是绿色的沙漠。如果真如他所说，我的胶林生活就是文化沙漠围困的生活。文化沙漠里，如果一定要有阴错阳差地有一个书店，也只能是我一个人的生命绿洲，即“一个人的书店”。店员、顾客等等这些角色，也只有我一个人充任。引出的问题是，哪一个我提供服务？要实现什么价值？哪一个我接受服务？要获得什么意义？如果再异想天开地假设，一定要有另外的顾客的话，换电表时看见我的书、换好电表走人的两个电工肯定不是。下面这几个人，和我的书有过交集，又是不是顾客之一种呢？
刚到石头寨，一个一起开垦橡胶地的工友帮我扛过树叉、盖过草房。他对《景东民间歌谣》感兴趣，说要拿去背些小调，好唱婆娘。好久都不还，去要了三次，一次说被一个弟兄借去看了，一次说被弟兄的弟兄借去了，一次说不知落在谁手里了。乍一听，好像那本书很吸引读者，后来追问紧了他才承认，他很节约地做了好久拉野屎的手纸。我因此心疼了好久，差点下决心和他断交。后来经济发达了，拉野屎擦屁股都用“如初”牌纸巾了。
我保留这份天真
只为与你真诚相遇
只为守护你的守护
只为每一次亲近
都与纯粹的生活重新相遇
纸巾的包装上印着的分行广告语，对于我那些不识字的工友们，基本上是对牛弹琴。但从擦屁股的功能上，“如初”肯定是生活现代化的杰出代表。从所谓纯文学的诗集上撕下来的纸，只能是更原始的原始社会。时代发展到了诗歌都要写到擦屁股纸巾上的阶段，村口的厕所，早不需要陪我熬过多少青灯的黄卷了。另一个开垦橡胶地的工友，曾和我借我唯一读过的拥有的一套武侠小说《笑傲江湖》，我怕再遭遇《景东民间歌谣》一样的命运，坚决不借，那工友就和我绝交了。也许，我真错过了一个朋友，可能会少几句话的孤寂。橡胶园里的一个生产队长，是我那些不识字的工友眼里的“当官的”，手里捏着函大文凭，但大专教材上的字有一半不认识。一次路过我家，和我大吹特吹时代进步得太快，我们边疆人民也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不然会时代无情地抛弃，最后，借走一本《厚黑学全书》。结局和《景东民间歌谣》一样，有去无回。
我那些中国的诗经、离骚、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话本，特别是外国的小说、散文、诗歌，在我这里，除我外根本没人愿意瞟上一眼，他们就像害怕感染外国的艾滋病一样。只有我媳妇又恨又无奈，常在家里家外报怨，她只是我的小老婆，这些书才是我的大老婆。但她不敢损坏我的书，否则我会跟她没完、甚至会跟我自己没完。
2
我与书的缘，始于无缘。
我爹说，我们这个家族的祖籍是南京，三百年前得罪上司被满门抄斩。家有七子，老三、老四、老五侥幸逃往云南。老三走保山，老四在大理，老五向临沧。老四在大理发展五六十年，又有两个孙字辈的兄弟，举家迁到无量山脉边缘的一个小山坡上繁衍生息，就是现在的龙树村民小组。耕读五六十年，出了个十八岁的举人，传喜报的差人没赶到，就无疾终于自己的千金良宵。找地理先生算算，才知道是另一个地方的族人不出人才，是被我们这支人压着，就挖断我们的龙脉，请地理先生念下毒咒。直到改革开放后，整个家族才动员起来接龙脉。那个地理先生的咒语太毒，必须同时杀三只羊，滴羊血连接龙脉。连接后需要一百多年的修养，才能基本恢复元气。我们“文”字辈的命运是最糙的一辈，到子侄辈后，族人的命运才会慢慢好转，发达要等到一百年后。
我爹还说，在这一百多年里，家族里稍有能力的人不是短命，就是多灾多难，就是龙脉没有接好的缘故。我爹还举了家族里的几个例子：家门三大爹，下这个山头，上那个山头，扛着米和菜，辛苦教书一辈子，刚加工资就被确诊为癌症，病休不到一年就死了；一个家门大哥，刚当上县公安局长，就被批斗他的红卫兵打断了腰，以病休换得八十八岁高寿；一个家门二哥，刚当上县工商局长，就发神经病，脱光衣服满街满河坝乱跑，最后掉臭水塘淹死；一个大我十天的家门姐姐师专毕业在乡中学教书，刚评上中教一级，就被自己的小半截老乖（小流氓丈夫）一柴块打得脑浆飞溅，享年三十八岁；我二弟，刚当百万富翁一两年，就在又宽又平又直的路上车祸身亡，也是享年三十八岁。
我家这一支，是举人弟弟的后人，三代单传，不是哑巴聋子，就是脚残手瘸。好不容易到我爹这一代才好好的。到我这一代，我的两个兄弟正常，我的双脚双手又都有缺陷。
因为我爹的龙脉故事，我把我这半辈子的艰苦奋斗变得南辕北辙、纸上的嬉笑怒骂变成风花雪月，疯疯的，傻傻的。唯愿：我的生命，能因残缺而善终。
我八岁以前，新中国最困难的三十年，家里连“老皇历”都没有。记忆里最早的文字是中阁门上残存的毛笔字：“毛主席万岁”和“春风杨柳”。我记事后，字是黝黝的黑，纸是惨惨的白，每有风过，都会有碳化的纸屑无影无踪地剥离脱落。“岁”和“柳”的下半部，没有着墨的纸已经全部脱落，剩下的笔划，像是老旧的大土钉（手工打制的铁钉），隨笔迹钉在暗灰的松板上。
年春节，我妈接我阿公（外公）来我家过年。白天，奶奶、爹妈、孃孃出去挣工分后，阿公告诉我，这叫对子，共有十九个字，我爹讨我妈时贴上去的。经过七、八年的风吹日晒，只剩下这九个字。阿公问我，对子是谁写的，字写得好看。我说，三大爹写的。阿公又问我，你三大爹当生产队会计噶？我说，不是，在哀劳山里当国家老师。阿公沉吟好一会说，哦——哦，怪不得。阿公又沉吟一会说，我教你读读瞧，看你会不会记得。然后，阿公教会了我这九个字的方言读音。接下来的几天，我从灶坛里捡出的冷火炭，在板壁上和院场里铺着的几块石板上，照着这九个字的葫芦画会了我自己的瓢。阿公说，写字要先点、后横、后竖、后撇、后捺。阿公说，小狗头（我乳名）还有叠（一点）认字的天才，二天（以后）上学读书可能会“吼”（优秀、厉害）的。遗憾的是，阿公用冷火炭在地上教我的另外十个字，最终没能记住。
从小体弱多病而成为家人负累的我，一下子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有更多的人说我有“吼”。一个下半天，就把“平牌方”以下的板壁全部划得面目全非。（“平牌方”，农村木板壁半中间平卡一块十公分宽的木板，上可放些小物品。）我开始学划字的第一天下午，就被我爹一巴掌就打折了右手，我妈过来拉我，连我妈也打。晚上，我爹帮我包好草药，我睡后，奶奶说我爹，轻重都不有，痨病滴滴的小娃，咋扎得住你这样整。我爹说，这是不好兆头，第一次出现就要狠狠收拾他，让他认得要害，字不能当饭吃，会写字还可能被拉出去批斗，他那叠（点）骨头咋扎（经受）得住批啊，我爹（我爹的岳父）也是，望着是个憨包，还识字，还教小狗头写字，唉。
我爹的暴力没吓住我。家里不敢写，就在放猪山上捡一截小木棍，爬在有灰的地上划那几个字。猪跑去祸害庄稼，山上被守地人打一回，回家还得被大人打一回。
3
熬到9岁，同年或更小的孩子都上学去了，我爹没送我去上学。我从小体弱多病、自理能力差，家和学校之间隔着川河（李仙江的上游）。我苦苦哀求不成后，又求妈妈给我买铅笔和字本学写字。我妈买回铅笔字本后，在借语文数学课本这个环节上遇到失败；有的人家说，时间长了，找不到了。有的人家说，他家还有弟弟妹妹要用，怕被我整烂了，以后影响弟弟妹妹的学习。我妈沉默几天后，就用我从来没见过的小声却强硬的语气说，人要人死不可怕，天要人死木（没）办法，我认得多少先教你多少。我有些怀疑我妈，我妈说，放心，我读初小时每次考试都是几个生产大队的第一名，因为阶级（成分）高生产队不让读高小。后来嫁人还嫁不成贫下中农，只能嫁给问题青年的我爹，才有了双脚双手都有残疾的我。后来，我妈悄悄告诉我，我外公家祖上也是大地主。因为我外公憨，只认得读书，他的那份财产被几个哥哥骗完了。到全国解放后，他的哥哥们又把他们的财产安到他头上，让他做地主。我外公是解放前的高小毕业生，他们弟兄个中他读书最高，却不会算计人。
我妈到处借课本时，作为人民老师婆娘的三大妈就嘲笑我妈，真是现世作孽现世报啊，缺少了那么多手指头，还想着学写字，咋学得会啊！我妈偷偷哭了好多晚上，还被我爹骂，淌什么狗尿，学不会么就学不会了麻，难道不会写字就不吃饭了。两个月以后，我和我妈在路上遇着三大妈，她还当我面说我这样严重的残疾不可能学会写字的。她教书的老乖，我的家门三大爹，还配合着做给我一个满是可奈何的鬼脸。
还是阿芸姐好，她说，她去地区上开妇代会，看见五一车站附近有一个修钟表的大哥叫杜文春，缺脚少手的，比我严重很多，人家还不是要多灵活就多灵活。别人修不好的钟表到他手里，就像变魔术一样变好。写字还认真好瞧，他写的古诗（旧体诗词），就像古人写的一样好念。她认真佩服他，还认他做她的家门大哥，请他吃了碗米线硬不让她开钱。她建议我妈，我的学名就和那位家门大哥用一个算了。我上初中后，觉得和别人用一个名字不好，好几次提出要改名，我妈都坚决不同意，就没有改成。
我右手大姆指先天短少了一个关节，没法用老师教的姿势握笔写字。我妈每天收工回家就和我一起研究握笔方法，经过母子俩反复试验，最终决定用食指最后一节把铅笔按在大拇指的秃顶上，再靠在中指中间一节指骨上，来保持铅笔的平衡和驱动铅笔的运转。开始的几个月，铅笔常常磨破大拇指的秃顶，鲜血染红了掉漆的铅笔。我忍不住疼出哭声时，我妈掉转红肿的眼，悄悄地流泪。我爹的态度是沉默，农活累不耐烦时，会大发雷霆：“写不成就不要几巴（农村粗话）写，哪个几巴叫你写？滚开!滚开!再哭捶你！”
学会握笔后，我妈开始教我“大小多少”、“山石土田”和加、减法口诀表。每个晚上，我妈边照松明火边瞌睡，我静静地用铅笔在小楷本算术本上划。我爹因为白天劳累，晚上睡眠受到影响，还打过我和我妈。我妈把她记得的教完后，发现家里的火柴盒上有“普洱火柴厂”等字，就拿来教我。再以后，我就自己在放猪山上搜集别人擦过屁眼的纸烟盒，用一根小棍子抠去上面的粪斑，再另用一根小棍子在地上照着划上面的字，比如“天平牌香烟”、“昆明卷烟厂出品”等。如果幸运遇到字多的碎纸，就高兴得不得了，上面粘着的粪斑也不嫌脏。那时，不知道碎纸的来源是一种叫报纸的东西。赶猪回家后照样划在小楷本上，等我妈收工再问她怎么读。遇上我妈不认识的字，我妈会几天几天地想，还会拿到干活的地里，去问阿芸姐她们。遇上实在没办法的字，就使劲地责备自己，咋这笨，记性咋这样差。
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碰上一个出大名的机会。有一天，我用一小块红色的风化石，在大石板上记下一个姐姐唱的调子：“郎是藤子妹是树，藤子绕树解不开。”被经过那里的生产队长云授哥看见，责问这黄色小调是谁写的，伙伴们照实说是我写的。他不信，一个没进过学校的带病（残疾）娃娃，写字的笔锋竟然这样硬，十四个字里只错两个字，都是“藤”。他让我再写一遍给他看，写得比原来还端正，就不批评我，还夸我是天才，还到处帮忙广播。一个家门侄女，还把这件事拿回寨子，证明三大妈作为人民老师的婆娘也会英明一世也有糊涂一时的证据。
我的人生终于进入十岁，我终于可以上学读书了。上小学后，老师表扬我的是写字清楚方正，但建议严格纠正笔顺的错误。纠正笔顺所用的力气，好像不比在家学会划字花的力气少不了多少。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死记着三大妈的嘲笑，坚决把持着学校的所有书法竟赛冠军。现在回想起来，先有三大妈在我小时候狠狠的激励，才有我后来那些惨淡人生里唯一可回味的荣光。
抱歉，写了这么多与书籍无关的文字。但舍不得删去，字写好了好歹与书法粘边，书法里好歹还有一个书字。
4
我与书的缘，与让我考上不大学的闲书结下不邂之缘，始于我的二姨爹。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患过脑膜炎的二姨妈嫁给她寨子里一个大她二十岁的男人，我有了二姨爹。他家的房子是土改时地主充公的雕龙画凤大瓦房，他是文革前的初中生，也是他们寨子解放后第一个中学生，我人生中第一个文化偶像。有了二姨爹，我最爱做的事就是到姨爹家走亲戚，也是我淘书人生的开始。
包产到户后，别人家旧谷屯都是装满包谷、谷子，不够又添制新屯。二姨爹家有两个大大的旧谷屯，不装粮食，装的是他读初中时收集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最高指示、文革海报、连环画、样板戏脚本等等，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还有他当民办老师、代课老师二十多年集攒的课本和教学参考书。我最喜欢的，是其中的《创业史》、《欧阳海之歌》、《沸腾的群山》、《林海雪原》等等。
二姨爹的书多，也滋养了比书还多的跳蚤。为了翻看谷屯里的书，我就得用身上的血喂养书堆里如狼似虎的跳蚤，任跳蚤在我身上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再把根据地连成片，差点解放我全身。为了找到我喜欢的书，我得忍受连成片的根据地的奇痒。为了能看到书，我还得忍受姨爹的书生式的小气，说好哪本书什么时候还，超期不还就一次二次地带口信追讨，有时还亲自上门讨要。为了讨得二姨爹欢心，我常常会就书里说的一些事，做出虚心的样子向二姨爹请教，和二姨爹深夜长谈。二姨爹如数家珍地给我讲解，直到“专心听讲”的我睡着了也停不下来。特别是《创业史》，我用手抄过，抄一章一本算术本不够。抄了几章后，被我爹发现我在浪费作业本，就叫停了我抄书工程。为了拥有这本书，我把这本书还给二姨爹后，又悄悄偷回来，上初中后不知被谁偷去。从偷到被偷，一段漫长的岁月，我始终不知道孔乙己的“窃书不算偷”。
5
参加小学升初中考试，是我第一次上街，也是第一买书。
老师领我们到公社供销社旅馆安顿好后，我们自己出来逛街。我看见供销社柜台里摆着几本连环画，欣喜若狂。第一次身上有一块钱，第一次看到卖书的地方，可惜书太少，还多数是二姨爹家看过的。没看过的那本是《马叙伦》，彩色的，定价四角多，是讲古时候一个对联天才的故事。就狠心买下，出门我妈给我钱时嘱咐考试么吃好点别省，结果我连饭都得省着点。还好，邻村的几个同学因为嘴谗吃完了钱，我可以和他们结伴走路回家。从这本连环画开始，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都是帮老师写黑板报和填表的好学生，那时不知道干这种活计叫秘书。寒假回家或遇婚丧宴席，都要帮着写对联，有时还可以享受古代先生的待遇。高考落榜后回乡代课，寒假还赶转街（相连几个公社的集日是前后相连的，轮着一圈一圈地赶集，叫赶转街。）写对联、“家神”卖。
我的初中是在另一个乡的县属中学上的，供销社柜台里有更多的书，而且不仅是连环画，还有各种故事、小说、初中课外辅导书、词典等。而且知道是供销社帮城里的新华书店代销的，基本上每月进一次货，几个月还卖不掉的就拿回新华书店退掉。那时喜欢买书读书的，不止我一人，有我们一些同学，还有一些社会青年。每个月的下半个月，会多次去柜台打听新书什么时候来，可是卖货的大婶一般不会给准讯。因为有一次人们抢着买书，挤坏柜台还打起来，报派出所才解决了。初中毕业到城里读高中后，才听说有一群人是故意去哄挤的，搅乱秩序后再乱中摸走买书人的钱。而我，却为自己省钱买书的事得意了那么多年，为自己能成为爱书青年的一员得意了那么多年。一个初中同学还告诉我，我饥肠辘辘的那个星期，不是我不小心，是有人精心设计。书没买到，买书钱和吃饭钱都丢了。和同桌借了三餐的菜饭票，然后一天一餐、一餐半饱。熬到星期五，碗中已经没有一粒饭、一滴汤。使劲喝了两碗冷水，整个人像大病刚好一样。
初一下学期，我省吃一个月还和同学借两角钱买了一本《文学辞典》，定价是一块六角五分。是这本书，为我狭小、脆弱而低贱的生活世界，打开一扇若隐若现的文学窗口。被语文老师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遮蔽的文学世界，从此开始在我心里若隐若现。这本书上，有我高考落榜后各个打工地的污渍，现在已经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柜里，老旧的纸页再也不起翻动了。
到景东一中读高中后，可以借书、看书的地方多了。县城里的新华书店，在那时我的眼里，简直就是太阳系、宇宙。最重要的是，语文老师还把她大学中文系的课本全部借给我看，并告诉我，爱读课外书是好事，但千万别忘了读高中最重要的目的是考大学。景东一中是滇南历史悠久的名校，图书室的老师有时还悄悄让我溜进概不外借的藏书室，翻翻古香古色的民国版《四库全书》。管理县工会阅览室的阿姨也对我好，在那里可以看到《人民文学》、《小说月报》、《诗刊》、《诗神》等。
有时，钱买书了会有同学给一两张菜饭票。有时，看到喜欢的书钱不够，也会向同学要一点。慢慢地，偷偷买来稿纸、信封、邮票，把自己觉得好的文字抄在稿纸上，塞进信封，贴上邮票，偷偷填上杂志上抄来的地址，偷偷塞进邮局门外的邮箱。哦，还有同学知道我投稿，还偷了她爸的稿纸送我。可是效果不太好，三年高中只有两次成功的。
那时的各种杂志上，常登着各种文学大奖赛的公告，投稿需要交3元、5元、10元的参赛费。偶尔也收到一些三等奖、优秀奖的获奖通知，可是还要交是交证书费等等。参赛费三块的我参加过两次，一次优秀奖一次三等奖，交了证书费寄来一张印着“奖状”的纸。还参加过一个不用交评审费的大赛，收到一个将获一等奖的通知。通知的开头恭喜我获大奖，大赛评委全部名家、评奖程序完全合法、评奖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大赛参赛作品几十万件，我能从中脱颖而出实属不易。后半部分先说，为了维护诗歌的高贵，本次大赛不取任何费用。最后说，为巩固大赛的辉煌成果，请每个获奖者汇款70元，认购获奖诗集20本。我犹豫了一下，就把这事放下了。读书大我一届的表姐，不知从哪里知道此事。暑假来我家摘黄瓜吃，就顺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妈。我妈说应该试试，捉了5只老母鸡，领我到乡街上卖了，又到邮局把钱汇出去。半年后，只收到一捆印刷很差的书，中间夹着一张不好看的奖状。那时，我一个星期的饭钱是十块，我因此后悔了很多年。到现在，我都还对各种自费出书和公款自费出书的消息过敏。
6
高中三年，读课外书、写分行文字用的时间过多，填报志愿时又眼高手低，落榜成了高考铁定的结局。回乡代课的五年，有人羡慕我偶有豆腐块出现在报刊上。有人嘲笑我猪鼻子插葱装蒜，工作都有不起还想当作家。家人和关心我的亲友，对我头脑不现实的问题，慢慢从批评演变为责骂。我心里也产生了“此处不留爷”逆反心理。
一天，路过村公所，在村长的办公桌上看见几张《思茅报》，隨手一翻，看见整整两版的大红广告，热烈庆祝思茅农垦分局思茅鑫元工贸有限公司成立。其中一版上，是公司总经理李中心先生的致辞照片和致辞。总经理说，南国的英雄花正在映红着边疆大地，曲水二十万亩热土的肥沃，虚位以待八方有志青年。心里马上暴发“支援边疆建设，献出无悔青春”的宏愿，抽出书架上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话本和《红楼梦》，卷起铺盖，随着姓高的大爹挤上他包来的48座大客车。一个星期后，到了川河的下游、李仙江边的曲水。期望自己的青春，能给荒芜千万年的边疆添点砖、加点瓦。
多年后。曲水的原始森林，被我们砍完了。曲水的山河，被我们丢满了垃圾。山上有钢筋水泥盒子的人们，自顾自地得意忘形。没有钢筋水泥盒子的，如我，龟缩地自己的梦里梦拼搏。有时还梦见，自己被自己参与毁坏过的山河深深埋葬。现在想来，二十多年前的选择是不是太过冒失？我们这群农民，抛家别业到曲水，用尽那么多真实的血汗甚至生命，也许只是演绎了一则蹩脚的笑话。
那么多农村人向往城市，往城市跑。打工挣钱，捡废品换钱，目标就是有朝一日买个水泥盒子，变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城市人。再不济，也从偶尔从工地上站直酸痛的腰，见识一眼别人的城市的繁华，不会生根发芽的钢筋水泥森林，流水一样的人群，冷冰冰的繁华。而我们这些到曲水参与开发热区的近万人众，手里的劳动还和在老家时一样，脚下的土地和路已经不是自己的，自己的未来在别人的土地上，而自己的路和土地却在老家长久地荒凉，荒凉到荒无人烟。
一种说不清的生存焦虑，不知纠缠着我们之中的多少人，反正，一直纠缠着我的白天和黑夜。绝大多数农村人出门打工去城市，所以叫农民工，与城里真正的工人阶级老大哥泾渭分明。他们努力的目标虽然万难实现，却清楚地飞在前面。而和我一样到曲水种橡胶的近万人众，大概只有几十人得农转非再转工的待遇。剩下的是永远的农民工，到曲水最早的，已在橡胶企业服务二十二年多了，在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公文里，时而胶“工”，时而胶“农”。现实是升不了“工”，也回不到“农”。
胶园开创之初，老板告诉我们，他投资、我们投劳，管理中幼林期间还给我们生活费，胶树投产后按比例分成。产生效益了，老板不再提我们投劳的话题，当时领的生活费，变成了一手交劳力一手收钱的工资。所有的参与开垦管理者，好像集体失忆，也没人提起投劳分成的事。在胶园经营管理中，老板对政府报告、对社会宣称“公司+基地+农户”等等，对胶工（或农）的管理却是严管重罚的“军事化”手段。老板让割胶人签的《橡胶割胶岗位承包合同》是格式合同：惩罚条款重重叠叠，生产考核工作中，管理人员往往从高订产、从重扣分，管理运营中崇尚“扣分营利”的“创举”；奖励条款隐隐约约，还常常被“当官的”“遗忘”。
我们献了青春献子孙，有路有收益的农村是别人的，自己却好像是终将离开的大多数进城务工者。所以，我有一段时期的“作者简介”里，总免不了写上这句别有用心的话：“背弃自己的土地，到别人的土地上躬耕”。
7
初到曲水时，开垦植胶梯田的山上没电没路又没钱，点灯的煤油也买不起。
我解决读书问题就只能在白天，干活随意带本书，中间休息时背上几句。吃晚饭后，只有洗洗上床。睡不着的时候，或者闭着眼睛听媳妇计算，一天的劳动量和未来一两个星期需要的大米、盐巴。或者，接受媳妇几拳几脚的心疼。或者，享受几句被媳妇贱骂的爱情。还睡不着，就只能用心研磨白天背下的诗词，慢慢分享古人的美梦：或凄婉的黛玉葬花、或幸福满满的举案齐眉……这个事情，被一些人别有用心地传说为“婆娘打洞（开垦植胶梯田），汉子（丈夫）树下看书”。
日子长了，对自己带的几本书开始厌倦，特别想看一些小说散文。可是，原来积累的书籍远在老家，曲水有书的人我又一个也不熟悉。后来才知道，曲水的有书人，基本上只有各单位办公室分管报刊的人，哈哈。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有个老乡在县城上班。就以省钱的理由和媳妇商量，尽可能地把必须的生产生活用品集中到县城购买，节省一点差价。而真正不好告诉我媳妇的目的，是要创造机会去老乡的办公室混报纸看。到他的办公室，不敢坐办公室里的沙发，就蹲在堆报纸的墙角，慌慌忙忙翻一遍报纸。翻到自己想要的文学副刊，偷偷折起塞进衣袋，再慌慌张张逃出办公室，再心情舒畅地去购买清单上的生产生活用品。遇上老乡工作不忙、心情好时，会说，下班后一起去哪吃个便饭，我忙答应“不了不了”后，再一溜烟；遇上老乡工作繁忙或心情不好时，就装作没发现他脸上的异样，按习惯的程序，问好，请求翻阅报纸，再一溜烟！那两年，孔乙己的“窃书不算偷”就成了我完成时文阅读的精神支柱。
不好告诉我媳妇的目的还有两个。一是去一趟县邮局报刊门市，看看有没有自己想看的近期文学杂志。如果有，就想方设法克扣采购预算，偷偷买回家压在原有书籍的底下，背着媳妇阅读。二是去县新华书店，看看进了什么好书。如果有，就得策划一下，等下一次手头宽裕些再买一本，带回家压在原有书籍的底下，背着媳妇阅读。
那时从石头寨去县城，正常情况来回需要两天时间。去那天，要在凌晨四点左右起床，走两个半小时左右的路赶到整康坝，坐曲水到江城的第一班客车。摇摇晃晃到县城，已经是下午两点左右了，正好先去老乡的办公室看看。遇上老乡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像五荒六月遇着政府发救济粮一样，心里高兴得要死。要是老乡不在，手抚着公室门外就头晕目眩，就像被谁偷走一两个月的血汗钱，想撞墙的心都有。
该办的事情办好后，天快黑了。就去车站门边吃两块钱的快餐，再去车站斜对面的那家背静的旅社，买一张5元钱睡一夜的床。先坐在床边摸摸这次的收获，或几张报纸，或两本杂志，或一本书。累了，睡上床再摸一遍。为什么是摸不是看呢？旅社的房间很大，每间房有6到8张床，正中挂个15瓦的白炽灯，发出的灯光，是看不见清纸上的字迹的。
第二天早上，又坐上江城到曲水的第一班车，摇摇晃晃回整康坝，再负重走回石头寨。正常的时候黄昏就可以到家，遇上交通不畅或汽车抛锚，就半夜或第二天都到不了家了。那时，没有电话打，也不可能去邮局寄信，没办法提前预约在县城的老乡。进城的日子只能凭预感选择，然后在心里默默祈祷，这次我进城时刚好老乡也在。回想那时的客车，旧得像快散架的马车，车内的装饰破败不堪，几乎完全祼露的钢铁上，随时会有锈粉抖落。车体到处有缝隙，不时有沙尘或泥浆夹杂着铁锈灌进来。车身的叮呤咣当声，比司机按响喇叭的响声还大。我还因此落下个毛病，很多年没有噪音睡不着觉。晴天，客车摇摇晃晃到县城，下车时全身厚厚的尘土，只有眼睛还可发出细碎的光亮。雨天，客车挣扎到县城，下车时就像刚从水田里干活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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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婆娘打洞”的传说，也许是传说者要压制我展露“才华”，反而招来这片荒原上有决策权的开拓者。
那天中午的活计，在茅草棚边，正午休息可以在茅草棚里。我回到茅草棚里，靠在摞起被褥的竹笆上看书。媳妇回到茅草棚外，断柴，生火，烧水，准备煮饭。听窝棚外有声音，起身出去看，是场长、技术员陶大爹、出纳阿罗弟陪老板从山上看开垦情况下来。媳妇没见过这阵势，呆呆地蹲在火塘边。陶大爹在老板身后向我做了个道喜的鬼脸，我当时没有看懂。阿罗弟对我媳妇说，要在我家歇一下气，给可以烧点开水吃？我媳妇说，水已经在煮饭罗锅里烧着了，只要你们不嫌肮就可以。水烧开后，阿罗弟过来把锅里的水精准地倒进老板、场长、陶大爹带着的水杯里。阿罗弟又说，老板和场长走累了，么是煮点饭垫垫底再回去。我媳妇说，碗筷都不有喂！阿罗弟说，活人还怕吃不下煮熟的饭噶？
我媳妇急忙煮了一锅霉米饭，一锅老苦菜。我摘了一把野生的小雀辣，放在一片黄芭蕉叶上，再倒点盐。我媳妇把平时我俩吃饭的碗筷仔细洗了两遍，又洗净两个罗锅盖。阿罗弟掐了两片黄芭蕉叶，折了四双小树棍。阿罗弟把我和我媳妇的筷子发给老板和场长，再用我和我媳妇的碗舀饭给他俩。然后用一个罗锅盖舀饭给陶大爹，再递给他一双木棍。剩下的罗锅盖，阿罗弟要舀饭给我，我辞不掉就接过来自己舀。阿罗弟和我媳妇的碗，就是那两片黄芭蕉叶了。阿罗弟看老板吃得很香，才放下心来，和我口子说笑了几句。我看老板吃得很香，也少了许多抖抖摇摇的不安心情。几分钟后，吃好饭，老板带头走了，场长站起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这顿饭，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简陋的一顿饭，也应该是到此为止，我家几辈人接待过的最大的人物了。我把这顿饭记入我的个人史后，又回到我们两个人的耕读生活里。
过了没两个星期，橡胶园组建生产队，我被任命为生产队会计。两个后调机关任出纳，以后的几年里，任过会计、办公室主任、队长等职。开始想着可以扬眉吐气了，虚荣心也得到一些些满足。一些业务相关部门的领导偶尔会夸我几句，说我有才华，甚至会把他们办公室的老板椅让给我坐着，修改需要上报的材料。胶园老板，有时间也喜欢找我说说胶园里的事。那段时间，最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还是我能做祖国花骨朵有的榜样这件事。家里有孩子的工友或熟人会当我面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像叔叔（或者伯伯）一样拿起什么都会做……
生活稳定下来后，领着媳妇回老家请了几桌客。返回曲水时，家里的书用几十个纸箱封装，包一辆拖拉机拉到景东客运站托运，再两次转站拉到整康坝，又包老乡李双堂的拖拉机拉到石头寨。慢慢地，上街变成出差，可报销路费。慢慢地，手头也有了点买书的钱。慢慢地，家里的书越来越多。白蚁的啃啮和热带高热高湿导致的霉烂，也抵制不住书的增多。到石头寨农村电网改造时，就有了那个老电工嘴里的书店。
我一直顽固地认为，山寨里不会有书店，比如近年来政府大兴农家书屋，但很多书屋比我一个人的书店更孤独。把我这世界上最简陋的书房叫书店，更是对书店的一种莫大侮辱。在这篇文章最后修改期间，孔夫子旧书网北京治白癜风的地北京白癜风治疗哪家医院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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