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骆驼 > 骆驼的生活环境 > 从跪拜到俯视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态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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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想利用香港扰乱中国的企图必将遭受到彻底的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对西方民主的态度早就从跪拜转变为俯视。中国多数人把香港反对派看作是被人当枪使还不自知的一群傻帽，把庆祝“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通过的黑衣暴徒看作是一群无知的可怜虫。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西方民主有一个从跪拜到对话，再到俯视的过程。笔者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因此颇有感受。
一、跪拜期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将西方民主看作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虚伪形势，大加批判。改革开放后，我们看到了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于是不仅从西方引入了资金、技术、科学与管理，而且引入了西方社会科学成果。当中国人看到西方政治理论后，大为惊叹其严谨、科学与系统。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政治理论话语权逐步为受到西方政治理论熏陶的一代中国人所掌握，于是，西方民主理论在中国成为主流话语，要求中央实行民主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这一时期之所以可以称为跪拜期，是由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几乎是全盘接受西方理论，中国政治科学处于长期空档。中国学者对大行其道的西方政治理论、民主理论等，多是编译和传播，少有自主性研究。笔者读研时也加入到介绍西方理论的洪流之中，我们一届四个师兄弟有三个是翻译与评价西方理论的。上一届和下一届多数同学也在做类似工作。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生的牛人不是学社会科学的，而是学外语的。很多由外语转行搞社会科学的学人，很快就通过介绍西方理论发表大量论文。
之所以出现跪拜现象，不仅与代际交接有关，更与中国学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有关。特别是与美国相比，美国的宪制民主保障了美国二百多年基本保持了政治稳定。而对比于新中国，自年以来政治运动就不断，甚至将经济建设政治化，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于是，美国就成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
此外，美国也希望能够和平演变中国，利用非政府组织向中国大量渗透。
但这个时期，也恰恰是西方政治理论的堕落期。西方不再是将政治理论作为治国理政的研究对象，而是将之简化为更能忽悠人，更便于向外推销的理论。
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作翻译在八十年代就已基本完成，九十年代则以译介新自由主义的最新作品为主，很多中国学人的民主观深受其影响乃至被重新塑造。具体而言，自由主义民主的奠基者熊彼特、达尔和萨托利的民主作品被系统翻译出来。中国学人将他们当作权威，大量引用和运用他们的观点。
首先，熊彼特将人民民主置换为“选举式民主”，民主从人民主权的实质民主变成以选举为中心的程序民主。接着，沿着“选举式民主”命题，萨托利根据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在语义学上缜密地论证了选举式民主，认为有竞争性选举才是民主，否则就不是民主。最后，达尔则主要围绕自由和选举两大要素，提出自由主义民主的7大标准。几代民主理论家完成了民主等于选举、选举就是民主的理论建构。在此基础上，诸如美国“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组织，干脆以个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两个标准建立起衡量国家好坏的“自由之家指数”。
这种在今天看来败坏了的民主理论，却具有很大的忽悠性。因为这些学者将现实简化之后，可以将民主纳入到一个看似科学而严谨的理论框架之中。这种民主理论，脱离了人类历史现实，形成了类似物理学的科学体系。面对如此精美绝伦的民主理论，中国学者除了跪拜，剩下的就是自惭形秽了。就像与西方物质文明对比自愧不如一样，与西方政治理论相比我们同样感到了自愧不如。于是，以“选举式民主”为尺度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中国迅速成为显学，传统的实质民主观转变为唯一的程序民主观。并且，程序民主成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乃至道德标准。
在实践上，中国也开始探索采用西方民主制度。首先从基层民主选举开始，积累经验之后再向上推进。宪法第条第1款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对话期
年，美国悍然轰炸了我南联盟使馆，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愤慨。这一炸，把很多中国人炸醒了，很多中国人从此站了起来。很多中国人从此由对美国和西方的盲目崇拜，转变为了客观理性地看待美西方。表现在对待西方民主的态度上，从跪拜转变为对话。我使馆被炸，只是一个转折点。其实，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态度转变是由一系列事件造成的。
其一，进入新世纪，尽管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与西方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好于印度之类的民主国家，这用西方理论很难解释。
其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实行了休克疗法，进行了民主改革。但却造成了工业体系崩溃，民不聊生，寡头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而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却取得了巨大成就，这用西方民主理论也难以解释。
其三，中国基层民主选举出现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村委会被强人甚至当地恶霸把持。
其四，美国年入侵阿富汗，年入侵伊拉克，在当地建立民主政权的失败。
于是，进入21世纪，陆续有中国学者深入反思和批判“选举式民主”，其中针对“民主迷信”的批判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举。有学者重回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指出：民主制是社会条件的产物，是阶级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的制度安排。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以“正”为导向的贤能政治，并以新加坡政体为蓝本，提出“咨询型法制”。
“民主迷信”之说打破了“民主万能”论，在当时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很快，中国学者就接受了，承认西方民主事实上不是完美无缺的，是存在问题的。轰动一时的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反映了那个时期的这种转变。
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态度的转变，还与一批留学人员系统掌握了西方民主理论后的反思有关。相比于“海归”，国内靠外语好而起家学者成为了“土鳖”，“海归”学者的观点被认为更具权威性。
俄罗斯转型的失败，促使海外中国学者全面系统地重新认识西方民主，并在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历史的同时，对西式民主进行反思与批判。他们尖锐地指出“选举式民主”，其实就是“选主”政治，从而全面提升了中国人对西式民主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
针对西方民主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失败，有的学者提出“民主的同质化条件”——中产阶级占主体、国家认同、信仰信念和社会平等，没有这些社会条件，民主失效就是常态的。这种重回对世界政治现实的认知，有助于增强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自信。中国人又重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再迷信西方民主理论建构形式的完美性，而是以民主实施的效果来评价民主的有效性。
更有学者指出，西方长于“政体思维”即政治体制形式决定论，而中国长于“政道思维”即国家治理能力决定论。但“道”为本，“体”为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胜一筹。尽管这种区分基本上还是对西方政体理论的肯定，但已经是一种对话而非跪拜了。
更进一步，中国将发端于西方的“协商民主”发扬光大，因为中国政体恰恰是重视协商民主的。在中国政治中，通过协商而达成的政治共识，是我党一以贯之的政治行为模式，中国各级政协就是这种政治智慧的具体体现。在新时代，“协商民主”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致力于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应该说，“协商民主”之花开在西方政治学，之果结在中国政治学，是因为中国政治中固有的协商传统和政治建制中固有的协商机制，才使得这个民主理论和民主形式在中国政治中受到广泛的拥抱。
三、俯视期
以提出“四个自信”为标志，中国进入对西方民主的俯视期。
首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确实使自己有了自信。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而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情况却远不理想，腐败程度也比中国严重，例如英国原殖民地印度与美国原殖民地菲律宾。
其次，西方在世界各地搞的颜色革命都以失败告终。“阿拉伯之春”便成为“阿拉伯之冬”，西方的颜色革命使中东北非陷入混乱，造成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数十万平民死伤，上千万人成为难民。
第三，西方国家本身出了大问题。英国脱欧脱的死去活来，至今仍没有结果；美国选出个“三无”总统，把世界搅得乱七八糟；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不仅席卷法国，而且影响到很多欧洲国家；欧洲很多国家民粹主义抬头，右翼政党纷纷上台；拉美的智利骚乱、玻利维亚总统辞职……
第四，美西方借用民主干涉别国内政，利用反对派颠覆他国政权。美国扶植瓜伊多推翻委内瑞拉合法的民选政府，美国将航母开入波斯湾声援伊朗反对派颠覆政府的活动，美国支持俄罗斯反对派上街搞游行示威。
第五，利用人权与民主干涉香港事务。对中国人更加难以接受的是，美国支持香港反对派公然与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作对，坚持违背基本法的政治诉求。美国在黑衣暴徒暴力升级达到高峰之际，悍然通过了干涉中国内政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第六，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对民主看法的转变。西方世界在苏联解体时达到高峰，以至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明取得了永久性胜利。西方乐观主义学者中，以福山为代表。他在年发表了影响世界的巨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他在《历史的终结》预言，以后的世界将分为两个部分，后历史部分和历史部分。所谓“后历史部分”部分就是西方确立的自由民主社会，由于这是最完美的社会形式，因此人类历史在此终结。而所谓“历史部分”是还没有进入“后历史部分”的社会，但这些国家终将进入“后历史部分”否则必将落入失败的命运而被淘汰。
但半个世纪后，福山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出的“美国政治衰败论”描述了美国大量的政治衰败现象。他认为“政治衰败”的表现和根源是“否决型政体”。他指出：“因为党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国在很多方面很难作决策。”最近，福山更是提出一个“大逆不道”的论断。他说西方的民主制度被既得利益者绑架，所以中国模式可能是历史的终结。主要原因是中国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模式结合在一起，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因此西方国家担忧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学习中国模式，从而终结资本主义的历史。
一系列事件使中国人看清了西方民主的本质，看到了西方民主将导致其自身加速衰落的未来。反观中国，我们更加有了制度自信。
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首次专门为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开的一次全会。此次全会标志着，中国今后将按照自身需要完善制度建设，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而西方民主的经验将只作为参考。中国有信心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来自人民（fromthepeople，从群众中来）、扎根人民（inthepeople，同人民命运与共）、为了人民（forthepeople，为人民服务）。
8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年一度的外交使节会议上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做出深刻反思，哀叹“西方世界霸权终结”。近些年来，对于当今的国际秩序正当性以及西方对世界拥有的霸权在国际舆论上引起越来越多的疑问和指责。但是像马克龙这样一位在职的元首，做出如此深刻的反思并勇于提出“西方世界霸权终结”的结论，这在西方国家中还是第一位。
在西方霸权衰落之际，香港反对派依然没有从西式民主的迷蒙中走出来，不惜“揽炒”家园也要争取所谓的“双普选”。笔者自信，多数反对派对西式民主的跪拜，也将随着西方的衰落与祖国的强盛转变为俯视。希望反对派能够从他们的“揽炒”对香港的伤害中汲取教训，早日回归理性，加入到建制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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