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连怎么挂号 http://m.39.net/news/a_9307307.html雕绘结合是汉代木雕造型的显著特点，即使是着衣俑，其头部也会或多或少施以彩绘。彩绘俑与着衣俑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身上所着的服饰通过彩绘来完成的,用色彩和线条交代出衣服的结构层次和图案纹样。大多数汉代人物木雕的形体都很简洁，并且其表面通常都处理得很光滑平整，这是为后期的彩绘工序奠下基础。彩绘丰富了木雕的造型，弥补了木雕由于较少雕琢而留下的大片空白。
汉代木雕的表面一般都施有彩绘。不同区域、不同汉墓出土的木雕，其彩绘的风格和手法也会有所不同。例如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的漆木器就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在该墓出土的漆木器中，以红、黑漆最为常见。墓中出土的漆木马除口鼻处髹有红漆之外，其余的地方均髹黑漆，而人物木雕则很多都是浑身通体髹黑漆。这种通体髹单色漆的手法掩盖木雕的材质纹理，单纯的色彩使木雕的整体效果更为统一。然而，从整体来看，髹以单色漆的汉代人物木雕并不多，大部分木雕都是采用形色结合的方式，用多种颜色进行装饰彩绘。色彩起到丰富造型的效果，形体与色彩相得益彰。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立佣，木俑呈直立状，两手藏于袖中，拱于腹前。木雕形体本身并没有过多的细节雕刻，表面的肌理很平整，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烈的形体起伏转折和纵深的空间关系，整体造型高度概括。女俑通体敷白粉为底，在这基础上再以红、黑两色绘出衣服的结构轮廓、层次和图案花纹。白、黑、红三色对比强烈，营造出鲜艳、华丽的视觉效果。衣服上面的装饰图案为植物纹,线条圆转流畅，错落有致，极具表现力。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谈及楚服时写道：
“男女衣着趋于瘦长，领缘多较宽，绕襟旋转向下，衣多特别华美，红绿缤纷。衣上有作满地云纹、散点纹或小簇花的，边缘多较宽，作规距图案，一望而知，衣着材料必出于印、绘、绣等不同加工，边缘则使用较厚实织锦。”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立俑的彩绘着衣，无论是样式，还是花纹图案，都体现出楚服的特点。
装饰纹样并不会引起形的变化，而是对形体的一种补充，起到装饰和点缀“形”的艺术效果。装饰纹样所产生的富于节奏与韵律的流动性美感，使木雕充满着一种画意的神韵，衬托出女佣端庄内敛的气质。
出土于武威磨嘴子四十八号西汉墓的彩绘六博俑，该组木雕刻画得十分深入具象，是汉代木雕中形与色完美结合的典范。在这组木雕中，两位老者相对跪坐。人物的高度均约为28厘米，用松木雕成。弈棋的老者中间放着长方形的棋盘，上绘有黑底白色“规矩纹”图案。他们所博戏的棋称为“六博”。战国至汉代期间，“六博”在民间尤为盛行，是一种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
木雕反映的是两位老者正专心致志地在弈棋，神情毕肖，反映了当时博戏场景的热烈气氛。其一老者右手抚膝，左手举至胸前，伸张五指，似与对方探讨棋局，流露出自得意满的神情；另一老者左手撑地，右手伸向棋盘，手指指间夹着棋子，正欲投掷，神情微妙，看似泰然自若，似乎也有点举棋不定。两位老者伸出的手臂一高一低，错落有致，垂下的手臂一前一后，在构成上富于变化，营造出和谐的秩序美感。
两位老者均头梳圆髻，服饰基本相同，皆身穿绘有黑、白、灰三色相间的竖纹的长袍。袍服的线条走势交代出衣服的褶皱和纹路的起伏转折，从而暗示出形体的趋势走向。人物的面部以白色为底，用墨线勾勒出脸上的眉眼和胡须。最具表现特色是人物的头发纹路处理，疏密有致线条表现老者头发稀疏、发际线较高的特点，映衬出前额凸出饱满的体积，显得格外生动自然。
制作者用非常简括的手法表现出两位老者博戏时的激烈场景，雕刻手法粗犷奔放，刀法肯定，人物的刻画主次分明，既有精细雕琢之处，也有大刀阔斧的粗放之处。木雕简洁古拙的造型结合彩绘，人物形神兼备，雕与绘相得益彰，营造出虚实相生的意象性效果。
在造型艺术中，线条有着丰富的表现力。汉代的造型艺术反映出当时的艺匠也很热衷于挖掘线条的艺术潜力。在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中，可以看到线条有着概括性极强的造型表现力。汉代的雕塑造型更是把线条的造型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中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刻组雕中的《马踏匈奴》和《卧虎》这两件石雕就很具有代表性。
《马踏匈奴》中马的四条腿的形体轮廓用阴刻线条勾勒出来,凸显其劲健有力；倒地的匈奴战士形象也是用线刻来表现其无助地奋力挣扎。《卧虎》中用轻松随意的线条来描绘老虎身上的花纹，显得极其生动传神。汉代石雕以线来表现造型是通过刻线的手段，而汉代木雕造型中线条的表现手段，既有雕刻的方式，也有描绘的方式。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木侍俑，其制作手法极为粗陋。从外轮廓线就可以看出，木雕的形体不甚规则。人物衣袖的体积被明显压缩，呈现出平面化的空间关系，制作者通过阴刻线来交代其结构。人物的头部雕刻得相对具体，面部五官除了鼻子的微微隆起的体积是雕刻出来的，其余的都是通过彩绘勾画出来。当制作者用线条来描绘人物的眉眼和胡须时，线条不仅仅是勾勒出其形状，其中也暗含着空间的纵深关系。
甘肃博物馆馆藏的汉代时期的彩绘男立俑。木俑的基本形体经过制作者在主观上进行整一化处理，呈现为浑然一体的团块状。木俑的表面平整，制作者弱化了雕塑应有的空间纵深关系，呈现出平面化的视觉效果。
木俑通体以白色为底，在这基础上再施以彩绘。人物的很多细节都是通过墨笔勾绘出来的，其中眼睛和眉毛描画得最为传神。人物的眉毛挑起，眼睛圆睁，表达出某种造型趣味。人物的双臂与身体对体积之间原本是不分彼此的整体，制作者通过墨笔把它们区别开来。衣服的结构层次是通过墨笔勾绘表达出来，在体积上没有变化，笔触的粗细来表达衣服的不同层次，以及衣服上的装饰，腰带等。笔法肯定，线条流畅、飘逸，体现出来的正是书画中所谓的中锋用笔。
高台骆驼城汉墓出土的三件彩绘人物木雕。三件木雕都只是粗略的雕出人的基本形象，形体缺乏雕刻具体的细节，因此木雕的表面有大量的留白。汉代木雕中，人物的眉眼通常是用墨笔描绘出来的，而鼻子则通常会实实在在地雕刻出体积。但是高台骆驼城汉墓出土这几件木雕的整个面部却都处理得很平整,五官无一不是用彩绘勾画出来的，包括鼻子。
这三件木雕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造型，更在于其彩绘装饰。三人的五官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凸显出不同的身份和性格特征。三人的眉毛和眼睛的长势有着各自的特点，浓眉大眼凸显出粗犷外形，柳眉细眼显得眉清目秀的。三人的嘴巴均呈闭合状，红唇朱染，左右两边二人的两腮涂有红彩，中间的人物的嘴上用墨汁画出八字胡。三人的头发墨染，或结成发髻，或戴着帽子。三人身上衣服的纹样是精心设计过的，是由红黑两色相间的条纹所构成。三人服饰上的条纹粗细不一，但是都遵循相同构成规律。
汉代人物木雕的形象大都比较内敛，而这三人的形象却很张扬,并且木雕的色彩也出奇地浓烈艳丽，因此可以推想木雕所表现的三个人物形象或带有些许异域风格。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在河西与河湟地区汉墓出土的人物木雕造型中，雕塑与绘画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再那么泾渭分明。甚至有些木雕与其说是雕塑，不如说更接近于绘画，木雕的形体本身反倒是成为绘画的媒介。武威磨嘴子汉墓群出土的彩绘人物板画，人物形象用线条来表现，勾勒出衣纹，人物所着的衣裙用红色染出，与木雕表面的绘画手法并无二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线条丰富的表现力使得木雕造型更为生动，人物形象更为鲜活。若是将这些表面的彩绘线条去掉，则木雕本身只剩下一个粗糙的、抽象的基本形体，本身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正是线条充实了它，使得雕塑兼具绘画性，两者相得益彰。线条的这种独特的表现力与中国古代的书写、绘画工具有着重大的关系。
与西方绘画偏重色彩、块面和光影不同，中国的传统绘画非常注重线条的表现力，通过勾绘事物的轮廓，以此来呈现出丰富的空间层次。线条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表现手段。在中国画的技法中，有单纯用线条来勾画描绘形象的白描，强调画面中不需要有过多的修饰与渲染。
在线条运用方面，历代的画家在前辈画家所形成的独特风格的基础之上，总结归纳出十八种线条描绘的表现形式，简称“十八描”。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中，也常用“曹衣出水”和“吴带当风”，用来指代北齐画家曹仲达和唐代画家吴道子的两种不同的衣纹描绘风格。曹仲达所描绘的形象衣纹紧窄、线条稠密，有如出水湿衣一般；吴道子笔下形象的衣纹则是笔势圆转，所画衣带有若随风飘拂。
中国传统书画很讲究笔法，注重用笔过程的提按顿挫、轻重缓急之变化，有中锋、侧锋、出锋、藏锋、逆锋等多种用笔方法。线条在空间中的延伸，本身就包含着时间，呈现出一种流动感。因此，线条的意义不仅在于表现造型，其本身就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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